作者简介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曾经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法律学者、专栏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著述颇丰。
原题
美国的“零元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者：周大伟
有一段时间以来，每当我谈起美国，总有一些网友会在下面留言说：周老师，你为什么不讲讲美国臭名昭著的“零元购”是怎么回事儿啊？美国是不是像有些人说那么乱糟糟的？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需要用一篇不长不短的文字来和大家聊一聊。
2024年的整个一个夏天，我在美国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工作和度假。
如今，很多人一想到旧金山，脑海里已经不再是美丽的金门大桥，也不是硅谷的科技公司，而是与盗窃抢劫有关的“零元购”现象，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想，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发现，自己住在这个距离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不远的小镇上生活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并不是什么天下大事，而是不由自主阅读这个小城镇的报纸，开始关心这个小城镇周围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情。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小城镇的生活一直是很宁静、安全和舒适的。
有一天，一张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讲的就是刚刚发生在附近一家名字叫Trade Joe的有机食品商店里发生的离奇案件，我们姑且称之为所谓“零元购”案件吧!
这一天下午，一个60岁左右黑人妇女，在这个商店里选了一大筐食品，然后厚颜无耻地告诉商店售货员，我要把这些东西拿走，但我不想付钱。
在法律上，侵犯财产的罪行主要是三种情况，一个是抢劫，一个是偷窃，还有一个是抢夺，但这位这位黑人妇女的行为，哪一种都算不上。可谓有恃无恐、厚颜无耻地在公开挑衅法律和实施犯罪。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对这种情况，商店是肯定不会同意的，于是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马上查到这个妇女是个惯犯，她在附近的其他几个城市已经有多次作案的记录。警察也开出过多次出庭罚单，要求她到法庭去见法官听候处置。但是，这个妇女从来没有到法庭去见过法官。
这个案例大致就属于一类“零元购”现象，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这种犯罪当事人的人性之恶。
在中文媒体里，对“零元购”一词最多的解释，是说美国现在有一条非常愚蠢的法律，最早出现于加州，只要盗窃财产金额不超过950美元，就不算犯法。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了盗窃犯罪的天堂。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海内外民众。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零元购”这个词，主要还是流行在华人圈儿里的一个说法，甚至有人说它最早出现在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里。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的媒体或者网站上看到这个字眼，你用英文去问美国人“零元购”是什么意思，美国人会觉得不知所云。如果你去问ChatGPT，给出的答案大致是叫教导人们要省吃俭用，不要到商店里去乱花钱等等，这个答案会让人哭笑不得。
这件事情起因是2014年加州公投通过的一个第47号提案，这个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只要偷窃的物品不超过950美元，并不是不犯法，而是可以作为轻罪处理，通常通过罚款、短暂的拘留或者社区的劳役就可以结案，甚至可以没有犯罪记录。
必须澄清一个误解。盗窃950美元，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 可以免罪免罚，而是处理方式不同；通常，警察并不会马上逮捕嫌犯，而是给嫌犯开一张罚单，罚单上写明了要求嫌犯去法院见法官的时间和地点，这意味着由法庭决定具体的惩罚措施。
但事与愿违的是，这些盗窃歹徒大多都是惯犯，他们根本就对这个罚单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据统计，有6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去法院面见法官。这种处理方式形同虚设，然后导致了治安秩序的大幅度崩溃。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实行一种宽泛的刑法定罪原则，一直把犯罪行为分为重罪和轻罪，按照通常情况，无论重罪轻罪，都是要被捕入狱。所谓轻罪，轻到在商店偷一包薯条，或者动手打别人一个耳光，都要被警察抓到监狱里去。这种轻罪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大致可以归类于人民内部矛盾，相当于中国的治安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一些不法行为，比如轻微的盗窃和肢体冲突等等。
由于这样的一种刑事入定原则，导致美国的监狱经常是人满为患，一旦一个人被关进拘留所，就必然会启动检察官、律师和法院系统介入，美国的司法程序的成本很高，这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苦不堪言。《加州47号法案》的支持者包括民权组织、为公众提供法律辩护的律师以及一些执法官员。他们认为将人们关押起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他们呼吁增加对教育、心理健康和社会服务的投资，以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率。
2014年加州的第47号提案是以公投的方式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参加公投的大多数公民都认可和接受这样一个提案。这个法案通过后，其实并没有马上带来很大的麻烦。在加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盗窃行为。
但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把一切都改变了。
疫情期间，商店里顾客稀少，街上的也没有太多行人，旧金山这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温和，多年来一直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的聚居地，由于疫情期间担心新冠病毒在监狱里的流行，警察和检察官在疫情期间也开始显得无所作为 —— 能不抓的尽量不抓，能不判的尽量不判。客观上，给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样一来，本来那一条并不算太奇怪的法律，在疫情期间就成了违法犯罪的一个巨大漏斗，使那些无法无天的歹徒们趁虚而入，胆大包天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侵犯商家的财物。刚开始只是零星的偷盗，后来慢慢地就发展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如今不少美国大城市的商店里，为了预防这种愈演愈烈的盗窃行为，都干脆一反常态地把那些值钱的东西统统锁在玻璃柜子里。
于是。“零元购”这个说法在华人的社区里横空出世了。
据我的了解和观察，美国有些大城市的一些角落里，治安败坏的现象，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并不是有人要抹黑美国而蓄意编造的。
也有人说，这都是民主党人的执政理念惹的祸。我并不是个民主党人。也不完全赞成民主党那些执政理念。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情跟民主党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并不是仅仅加州才有针对偷窃的轻罪法律。全美国34个州对偷窃属于轻罪设定的金额标准，其实都比加州的950美金要宽松。
比如在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低于2500美金就属于轻罪，南卡罗来纳州则是低于2000块钱就算是轻罪。另外，这种盗窃类轻罪，在加州几十年前就有了，原来的界限是400美金，到了2014年才改为950美金，如此而已。
由于新冠疫情这种祸起萧墙式的突发事件，把美国法制系统当中的一个软肋彻底暴露出来了。
这个软肋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昂的司法成本，或者叫制度成本。
不同的国家在制度上都有不同的软肋。有的国家法治不够完善，人权保障缺失，刑讯逼供泛滥，证据的非法取得以及司法受行政的干预等等，结果是很容易冤枉一些好人。
有的国家司法制度程序复杂、成本昂贵，作茧自缚以至于被诟病为“发达过度”，有个英文说法是over- developed，结果是很容易放过一些坏人。美国今天的情形就大致如此。
有人常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豪言壮语：我们的法治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或一句美好的愿望，真正做到太难了。
当然，从人道主义的意义上说，宁可放过，也不要错抓，无疑是一种更文明的选择。然而，整个社会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般而言，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以身试法——去做无法无天的事情的人，主要有两大类，在古代，一类是暴君，另一类是暴民；在近现代，或许可以说，一类是享有特权的人，比如权贵阶层，还有一类是目无道德良知、践踏法律底线、丧失人间廉耻的底层刁民。这两类人，不仅仅在美国，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屡见不鲜。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经过几百年的法治实践，可以说已经大致把那些持有特权的权贵们“关到了笼子里”了，通过新闻舆论的监督、司法审判的追责等，可以让这些权贵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对那些目无法纪的底层刁民，却出现了姑息、放纵的失控状况。美国一些大城市的警察面对这些刁民的时候，往往会小心翼翼，生怕动作失误而惹祸上身，遭到防卫过当、侵犯民权或种族歧视等麻烦。
即使把这一众人等抓起来，不仅牢狱会挤满人犯，而且政府还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其中的司法制度成本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英国哲学家赛亚·柏林曾经深刻地指出，全盘自由可以是恐怖的，全面平等同样是恐怖的。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一走极端就会成为荒谬。
对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当然应该给予同情和帮助。对其中的一些初犯多一些人道主义关怀，多一些物质方面的救济，都是可以办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原则地放任和迁就其中一些变本加厉、有恃无恐者的违法犯罪行为。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
据报道，美国加州的公民们正在酝酿新的投票机会，他们发誓要修改那条47号法案。其中有一项就是：加重对盗窃惯犯的惩罚。
记得2024年9月2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提出了一项引发热议的犯罪解决方案。特朗普声称，把那些混蛋都给我抓起来！ 只需“一天的强力行动”和“一小时的超暴力”就能够终结盗窃犯罪。他还说：“真的要很粗暴，消息就会传开，犯罪就会立即结束。”
特朗普表示，必须让警方做他们的工作，如果需要，他们应该可以非常强硬，“如今的情况很荒谬，你会看到有人从百货公司里偷走空调和冰箱，而警察却无法执法。警察和边境巡逻队都想执法……但他们不被允许，因为自由左派不让他们做。”
特朗普如是说，显然与他竞选中攻击竞选对手的说辞有关，但也恰好迎合了很多民意的呼声。
2025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人们在拭目以待，看看他能有什么办法解决美国这个巨大的难题。
来源：新三届